科研经费管理:为了谁?苦了谁?

学者被50万绊倒:个体问题还是学术体制问题

岁末年终,很多科研工作者为经费头疼不已:一方面结题的压力与日俱增;另一方面,很多人的项目经费还没花完,既定的预算指标可能完不成了……■本报见习记者
李瑜
“每年为了通过验收,很多人不得不想尽办法来找发票,饭店的、宾馆的,甚至于亲属和朋友的。”某科研人员日前的爆料让《中国科学报》记者很是惊诧。“课题组就好比居家过日子,谁也不愿故意浪费,都想留点钱为明年研究作些准备。”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冷民为《中国科学报》记者解开了谜团:“由于有关部门在纵向课题资金使用方面的硬性验收要求,有些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花完,否则就算违约。”多年来,这个“必须”,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课题组就好比居家过日子,谁也不愿故意浪费,都想留点钱为明年研究作些准备。”中科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冷民为《中国科学报》记者解开了谜团:“由于有关部门在纵向课题资金使用方面的硬性验收要求,有些钱必须在规定时间内花完,否则就算违约。”多年来,这个“必须”,让科研人员苦不堪言。科研人员的苦衷近年来,我国科研经费每年以超过18%的比重递增。2012年首次突破万亿元大关,占GDP总比例的1.98%;2013年的投入更是占到了GDP的2.05%,成为世界上科研投入总量第三位的国家。“不可否认,国家在科研资源与经费方面的投入已十分慷慨,但是,相对于如此巨大的资金投入比重,目前产出的科研成果在总体质量上距离预期目标的差距还比较大。”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综合室副主任刘军民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然而,科研人员也有着自己的苦衷。“目前的经费管理制度实在太严格了,搞得科研工作基本没法做。”采访中,这几乎成了科研人员的共识。“现行的管理制度不问青红皂白,没有用完的部分通通按原渠道收回。”刘军民质疑说,“既然规定了超支不补,那为什么结余不能留用?”刘军民进一步指出,预算编制要求过严、过细与审计过程中的“按图索骥”式问责也同样值得深思。“科学研究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套用一般行业的资金管理办法来运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马殿富看来,朝令夕改的管理政策是造成科研经费使用效能偏低的又一重要因素。“很多验收规则是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更改的,很难及时作出调整,到头来是一定会出问题的。”体制机制的问题“造成这种局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科研管理的体制机制出现了问题。”刘军民直言,经费管理的难点在于科研项目管理、预算管理和财政管理三者之间的衔接与兼容,“如果不能很好协调,势必会导致科研人员无法在既有体制内提高工作的积极性”。“要相信大多数科学家的良知与操守,不能因为少数人的不法行为而对这个群体进行全盘否定。”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研究员唐卫清说。有着多年海外科研经验的微软亚洲研究院首席研究员马毅对此感触颇深:美国和中国科研管理的最大区别就是人。“美国在意的是有没有最优秀的人才为他们做事,而中国对于科研考核,往往看重的是论文数量或项目是否达标,这是舍本逐末的表现。”刘军民说,一个理想的科研体制,应该是引导科研人员去关注科学本身,而不是让这些学者战战兢兢地游走在行为失范的边缘地带。深化改革的方向“科研经费管理制度改革已刻不容缓。”近日,在以“经费使用,科研人员为什么成了‘贼’?”为主题的中国计算机学会青年计算机科技论坛上,来自不同领域的专家学者不约而同地发出了这样的呼声。“国家的财务政策实在太复杂了,非专业人士很难完全搞懂它的所有规定,如果去逐条学习,必然会耗费掉大量的科研精力和时间。”马殿富建议,有关部门应为课题组安排专业的财务人员来进行经费的管理与核算。然而,在冷民看来,这可能仅仅是现行体制下的权宜之计。“现在最大的问题是,科研单位往往被几套制度规定所束缚,如果不能彻底改革经费管理制度,则很难从根本上改变科研人员的生存现实。”为此,刘军民建议,科研项目必须实行全成本核算,并加快落实间接费用补偿机制,提高间接费用的比例;其次,课题人员的费用分配要实现透明化,与任务承担量和绩效挂钩。此外,市场契约精神的树立也成了有关专家思考的重要方向。“科研项目经费必须依法管理,绝不能朝令夕改。”马殿富强调,国家既然制定了合同,就应该按照合同严格执行。“老项目按照老办法进行,新项目按照新规定去做,同时,国家也应给学校和科研单位预留出一定的执行滞后期,使原有的财务信息系统能够随之变更。”《中国科学报》
(2013-12-26 第4版 综合)

近日,据媒体报道,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长江学者陈哲宇被50万元“绊倒”了。2016年年底,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处他与3名同事犯贪污罪,陈获刑4年、被处罚金25万元。被以贪污罪名起诉1年多,陈哲宇始终认为自己的行为违规但没有犯罪,“这是体制问题”。在他看来,国家支持科研工作的经费不够匹配,作为科研工作者,自己及团队的待遇也未得到保障。

是个体的问题,还是体制的问题?这是近年来每遇学术不端、学术腐败案都会引起争议的问题。从法律角度分析,追究一个人的法律责任,必须依据现有的法律,如果行为违反现有法律,那就需要依法追究法律责任,如果把违法责任都推给体制,个个都是体制受害者,那科研领域就会成为违法犯罪的重灾区。而与此同时,必须分析个体的违法行为,是否有某种体制因素,即学术管理体制给科研人员开展学术研究活动是否造成诸多不便。一些科研人员为顺利开展科研活动,不得已而采取某些违规做法,长期游走在灰色地带。

根据媒体报道的信息,陈哲宇称,为了报销一些程序繁琐而又合理必要的费用,以及在经费未分期到账时维持实验室运转,他和同事通过虚开发票的方式陆续套出400万元的课题经费设立“小金库”,后来,根据科研贡献多少分掉了“小金库”中的50万元,这成为他们被指控贪污的源头。这需要从两方面分析。

一方面,即便陈和他的同事报销经费是合理的,是从搞好科研出发(报销该报销的,领取属于自己的),但这不是绕开“繁琐程序”的理由。设立一家公司,把科研经费转到这家公司,或者虚开发票,就存在“套取”经费的行为,会说不清道不明。近年来曝光的科研腐败案,科研人员的手法都差不多,包括成立一家关联公司,或者虚开发票、虚开劳务费等。对于这类行为,司法部门是明确将其作为职务侵占、贪污罪追究刑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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